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民间组织以其创造性的行动和对社会卓有成效的贡献，受到国内外普遍关注。民间组织越来越多地与政府、企业建立起新的联系。一个以政府为主导、市场作调节、民间主动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开始呈现在人们面前。

20多年来，民间组织经历了从发展停滞到快速发展、从盲目到自觉、从感性到理性的发展过程。民间组织的成长和对社会的贡献，已被政府和公众普遍接受。实践证明，民间组织在关怀弱势群体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，提供社会服务，建设社会信任体系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，在促进经济、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
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，构建和谐社会，需要民间组织发展，这已是共识，但民间组织能否发展，关键在于政府。我们的一些官员不了解民间组织及其运作方式，片面认为民间活动是非主流的东西，反映社会诉求有损政府形象，仍然留恋并维护以政府强势覆盖所有社会事务的做法。

这种观念无疑落后于社会发展的大潮，不利于充分调动社会积极力量，甚至会将弱小的民间生命扼杀。应该说，中国民间组织发育的时间还很短，自身确实存在着各种问题，但是民间组织的主流是积极的，这是客观事实。正因为此，帮助民间组织发育，创造有利于民间组织发展的环境，促进民间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，政府责无旁贷。

给予民间组织政策鼓励和支持，是政府的主要手段。给予民间组织免税政策已经提上日程，政府购买服务也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好方法。比如香港政府通过向民间机构购买服务的方式，开展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，这种方式将本来由政府直接拨付的资金，通过“转移支付”给民间组织，由民间组织履行社会服务的功能。其中的好处至少有以下四点：一是政府从繁杂的社会事务中解脱出来，促进职能转变；二是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，促进政务公开透明，制约部门利益膨胀，避免滋生腐败；三是“转移支付”的过程，实质上是服务项目“公开招标”的过程，可以极大地促进民间组织提升工作质量；四是促进一批支持性的社会中介组织发育，包括能力建设、组织评估、专业人才市场、会计审计、法律服务等等，从而完成民间组织的社会职能分工，形成一个完善的民间组织运行体系。目前由政府职能部门直接运作的农村扶贫款、社会救济款、贫困家庭学生助学金，以及福利彩票公益金、体育彩票公益金等等，都可以尝试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，使资金效益更优化。

另外，现行的民间组织管理体制是“双重管理”，也就是“归口管理，双重负责”。法律制度规定民政部门是登记管理机关，负责民间组织的登记管理工作；法律制度同时规定，政府相关部门承担业务主管单位的责任。

这种制度设计在现实中带来的问题是，相当一批民间组织因无法找到业务主管单位作“婆婆”，它们或不能登记，或只好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为企业法人，从而被剥夺“非营利性”的合法权利；决策主体交叉引起职权混乱，理事会拥有法定决策权，但政府作为业务主管部门又不能权责分离，导致决策权名实不符，给组织治理带来难以逾越的障碍；政府有关部门作为业务主管单位，难以体现政府的超越性，增加了保护部门利益的可能，而偏离服务公共利益的公正立场。

再者，政府应积极与民间组织建立协商对话机制。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里，弱势者的利益表达与诉求，往往缺乏有效的途径，以致有些人采取极端行动来维护自身权利。由于民间组织的使命和特性决定了为弱势群体服务的价值取向，所以弱势群体的声音和诉求，往往通过民间组织反映表达出来。

建立政府与民间组织协商对话机制，可以真实地反映弱势群体的要求；可以协调不同利益关系，提高决策的科学性；也可以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种种误解，增加相互信任。协商对话，需要参与者相互尊重、平等、客观、包容，需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，需要从制度和程序上保证对话的有效性，使民间的声音能够通过正常渠道顺畅地表达出来。 

 来源：公益时报